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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观点】从艺经历Artist's Career

2013-04-26 15:13:01 来源:艺术家提供作者:刘一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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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2年7月17日我生于武汉市一个职员家庭。一岁半时父亲离家后失去音讯,十五岁时母亲刘月波病故,我从小与外祖父、外祖母一起生活。外公开着一家禽蛋行,我由外婆一手带大。读初中时我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非常向往当一名画家。经过同班学友介绍,认识了武汉著名书画家邓少峰。邓老师的绘画功底厚、修养深,他的书法、篆刻造诣都很高,时任东湖印社社长,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。当时我因病辍学,便常去邓老师家,围在画桌边,一看就是大半天。邓老师豪迈的用笔、激情的言谈、正直善良的品格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。

  那时候(50年代)绘画作为职业没有像今天这样红火,没有“市场经济”,更没有“书画致富”的奢望,只是甘守清贫,以画画为乐事的少数人,社会上称曰“穷画家”。可我就是一心渴望当个画家。1959年4月邓老师把我推荐给他的好友徐松安。在徐先生创办的一个专事绘制出口国画的画室里,边学习边工作。于是,我十七岁便以绘画为职业了。可想而知,当时那种如愿以偿的高兴劲是无法形容的。

  徐老师是位才华横溢、见多识广的画家。他的传统根基、鉴赏学养相当深厚。他创办画室,一是国家需要国画出口来创外汇,二是徐老师想在绘画上干一番事业。画室挂靠在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工艺科,设在汉口南洋大楼里,画师和装裱师不足十人,是一个非常专业、非常温馨、工作条件很好的小机构(后移交给武汉市文物商店)。徐老师当时以仿制齐白石的画为主要工作,他的仿齐画几乎可以乱真,行销东南亚,反响极好。他仿制的明清绘画好几次被中国海关误认为真迹而扣留。还有另一位老师张瑟哉善画素描写生,他的仿徐悲鸿画与徐老师的仿齐白石画成为出口画中的两大品牌,风靡一时。然而,这种带有生产性质的绘画工作,并没有使画室变成不讲艺术的工厂,而是使画室成为潜心研究传统艺术的一方沃土。

  徐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练线,画白描。他把陈洪绶的线描、《八十七神仙图卷》等印刷品给我临摹,要求十分严格。记得刚开始画不好线,我生自己的气,握着笔杆猛捅画案,把笔头厾得稀烂。徐先生全是拿历代的绘画经典给学生学习,讲授与示范结合,见解甚高。虽然他自己画得很好,但很少用自己的画做范本,再三强调“取法乎上”,吃好“开口奶”。 他认为启蒙阶段很关键,“开口奶”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艺术发育,影响学子的艺术品质、品位。这位胸襟豁达的画家,打破了培养“传人”的陈旧门户观念,广开艺术殿堂的大门,让学生吮吸丰富的艺术营养,在“高蛋白”和“多维生素”中成长。这种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多么开放的思想!尤其是徐老师从不装模作样、故弄玄虚,他蔑视美术界那些自吹自擂、不学无术的人,他关爱学生,不摆架子,可是在高傲无知的人面前,他会显得更加高傲。

  徐先生早年曾拜张大千齐白石为师,然而他并不依傍名人,而是走自己的路,主张创新,极力推崇石鲁李可染。60年代初,先生的好友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接他去西安时(徐老师当时已调往武汉市文联当专职画家),幸会了石鲁,两人一见如故,就艺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。两位画家相见恨晚,引为知己。先生从西安回来后便埋头作画,画风大变,画出了一大批富有新意、风格鲜明的写意花鸟。这些作品构架雄奇,气势磅礴,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浪漫气质,毫不夸大地说,他把传统写意花鸟狠狠地向前推进了一步,强化了写意花鸟的表现性和精神性。非常痛心的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,先生的绝大部分作品落入某几个人手中,并秘藏不宣,致使今天未能面世,供世人全面了解。

  徐老师是个性情中人,豪放不羁,作画时一盅白酒,一碟花生米,即进入恣意宣泄的忘我境地。他那纵横捭阖的笔墨表现、动人心弦的氛围和情势深深地打动着我,感染着我,影响着我的未来。

  解放前,徐老师曾在国民党文化部门任职,这一点在那个强调“阶级斗争”的年代,无疑会扣上反革命的帽子。1969年夏末,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的他,愤然从武汉市文联大楼阳台上纵身跳下……时年五十八岁。他含冤而去,留下的是美术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!先生的绘画、书法、篆刻均给人一种傲岸不屈、震撼人心的感觉,显露出他一直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。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在他那里体现得如此透彻!他的艺术、他的精神永远存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  我从1959年开始搞出口国画,即以仿制古代绘画为主的工作(1962年后属武汉市工艺美术公司领导)至1979年读研,整整度过了二十个春秋。我最先是画工笔仕女、工笔花鸟,后来画写意花鸟和山水。仿古画是出口的重头,早期基本上是绢本工笔,因为工笔画最受欢迎。后来,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,临了几幅吴昌硕的画,居然在广州国际交易会上获得了大量订单。我的写意画就是从临吴昌硕的画中练出来的;工笔花鸟、传统山水都是从宋画入手;画现代山水,重视写生,曾学习宋文治、李可染石鲁的画。从事绘制出口国画的20年,我对中国传统绘画作过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,也正是因为这个得天独厚的工作环境,造就了我较全面、较扎实的传统绘画基础和能力。

  我在跟徐松安老师学画时,他非常强调文化修养的重要性。1959年下半年,徐老师特意给我介绍了一位画画的朋友皮道坚,说他书读得好,要我多接触他,而他是武汉市第一中学(重点学校)高中毕业的高材生。皮道坚本已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,因家庭出身不好,在当时所谓的“政审”中被刷了下来。他家境十分艰难,但他的奋斗精神特强,对自己要求极严。我们相识后很投缘,常常一同到文化馆画素描,到大街小巷画速写,还在他家临摹前苏联《星火》杂志上的油画。他家里除了书和画册,还是书和画册,别的一无所有。他靠代课的收入养活弟妹,承受着“黑五类”家庭的政治歧视和沉重的生活负担,在理想与希望中艰辛地生活着。他推介不少古今中外的好书给我读,我还做了不少的读书笔记。还记得最初读的书,有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、秦牧的《艺海拾贝》、王朝闻的《以一当十》、马南村的《燕山夜话》以及《中华活页文选》、《泰戈尔诗选》、《普希金诗集》等。在那个年代,前苏联文学和前苏联电影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。电影《白痴》、《白夜》、《复活》、《画家苏里柯夫》我都看过数遍。直到现在,前苏联文艺作品中那些带着伤感的人道主义和革命精神仍让我感动。的确,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成就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向往文学艺术,崇尚高尚的思想情感与情操,自然也铸就了自身的品德。

  80年代中后期,在皮道坚的推介下,由从事不同专业的朋友先后聚到一起,形成了一个沙龙式的学术圈子,这里面我熟悉的有皮道坚(美术史论)、尚扬(油画)、鲁萌(哲学,诗人)、张志扬(哲学)、肖帆(经济学)、唐小禾(油画、壁画)、程犁(油画、壁画)、易中天(文学)、陈家琪(哲学)、邓晓芒(哲学)、梁归智(文学)、冯天瑜(历史学)、胡发云(文学)、周翼南(文学)等人。这是一批抱负远大、思想开放的有识之士。常常有不定期的聚会,每次都充满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与激烈的争辩,闪耀着学识的亮点和思辨才华。这里面有见解的碰撞,有心灵的交融,有发自内心的笑声,也有情不自禁的泪花。应该说,这个圈子对我的人生思想、艺术取向颇有影响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,90年代中期这批朋友因事业前途,各奔东西。然而,在今天我却特别怀念那些浸透着诗意的聚会情景,怀念那段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净时光。

  我是1979年考取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首届研究生(即“文革”结束后全国第二届研究生,1985年湖艺解体,分别成立了湖北美术学院和武汉音乐学院),第一届研究生共招了五名,另外四名是尚扬(油画)、唐大康(国画)、皮道坚(中国美术史)及李泽霖(工艺美术)。走进高等学府是幸运的,也是历史的机遇,因为“文革”期间,专家、教授下放改造,而我他在山水画笔墨和点、线、面的形式探求上走在前端。两位师长的画品、人品给我以良好的影响。他们的言行告诉我应该做一名为人师表的好教师。1981年研究生毕业,我便留校执教白描、工笔花鸟、写意花鸟、山水画等课程。学院里各种专业、多种学科开阔了我的视野,加上到全国各地写生的机会多了,学术交流却在为国家创外汇的“保护伞”下继续作画,从未耽误。因此,专业积淀较深厚。时逢恢复高考招研,学校本着“湖北人材不外流”的思想,便热忱录用。那时候,湖艺美术系坐落在绿树成荫的武昌昙华林,稀疏的校舍,没有院墙阻隔;人们相遇时都露出真诚的微笑,办讲座时窗台上趴满了渴求艺术的学子……当时的这些“原生态”如今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。

  我的导师是张振铎和邵声朗两位先生。张老师德高望重,具有大家风范,是著名的“白社”成员之一。他笔下的大花大鸟,拙朴酣畅、气宇轩昂。邵老师曾就读中央美院,师从李可染。其画风严谨,重写生,他在山水画笔墨和点、线、面的形式探求上走在前端。两位师长的画品、人品给我以良好的影响。他们的言行告诉我应该做一名为人师表的好教师。1981年研究生毕业,我便留校执教白描、工笔花鸟、写意花鸟、山水画等课程。学院里各种专业、多种学科开阔了我的视野,加上到全国各地写生的机会多了,学术交流的机会多了,使我对艺术研究的方向更加明确。

  1984年夏天,我与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的几位画家创作150米的《万里长江图》长卷。为搜集长江源头素材,我们沿着正在修建中的青藏公路,乘一辆吉普车从格尔木出发,颠簸五天,翻越昆仑山、唐古拉山至拉萨。一路边画边拍照,饱览了青藏高原风光,体验着大自然的恢宏、博大与雄奇。那舒展回旋的大地,赤裸延绵的山躯,近在咫尺的蓝天白云,给我以极大的震撼。我的视野一下子从秀丽的江南风光完全转移到苍茫、沉雄的天地间,并在对大自然的观照中感悟到与人生相通的情感与意蕴。于是我的艺术也渐渐从写实景观中走了出来。

  1979年,武汉几位资深的画家创立了“晴川画会”,成员有冯今松、汤文选、陈作丁、邵声朗、周韶华、张善平、鲁慕迅、魏扬等师长及年龄较小的唐大康和我,共有国画家十人。画会的宗旨是重创新、重探讨、重交流。1981年10月“湖北十人画展”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之后,在天津、西安、成都等地展出,反映强烈,广受赞扬。“晴川画会”为湖北美术提供了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,极大地推动了湖北国画事业的发展。“晴川画会”历经十余年而告终,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
  美术界众所周知,武汉是“85新潮”的源发之地,早在80年代中期,彭德主编的《美术思潮》已影响全国。彭德、皮道坚、鲁虹、祝斌等人在推动美术新潮的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。他们为艺术家的革新、探索强有力地注入了“激素”,给循规蹈矩的创作思维模式带来了观念性的根本变化。

  1983年我受石涛“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,山川脱胎于余也,余脱胎于山川也”的启示,用拟人手法,画了一组极为概括、简洁的山水“肖像画”,题曰:《沉思》、《脊梁》、《怀抱》、《呼唤》等。这些作品无皴、无染、无彩,全用纯墨和“屋漏痕” 、“折钗股”式的大笔触“写”出,这在当时是冒风险的创作,不易被人理解,而且遭人反对。果然,这组作品出来后,正碰上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”的政治运动,便有人在省美协的会刊上大做文章,上纲上线批判这组“黑画”。正处在创作亢奋中的我,只好将画笔搁置下来。第一次探索夭折了。但是这种超越山水景观、突出精神寓意的思路奠定了我后来艺术追求的思想基础。

  两年后即1986年的初春,我在用白粉修改山水画稿时,偶然发现了白粉带来的特殊效果和意义,我便坚持用白粉画了下去(请参阅《白粉带来的契机》一文)。白粉与水墨是对抗性的,白粉与水墨的冲突、不和谐,产生了新异的意味。我一直对表现主义绘画和交响音乐深感兴趣,可能是潜意识作用吧,我把墨、粉、色三者重叠交织,宛若“多声部”及“变奏”,形成了丰富的色层空间,打破了传统水墨的单一表现形式。

  中国画搞大跨度的创新是十分艰难的,单是世俗与偏见就要你不好过。国人是讲“共性”的,“别出心裁”、“标新立异”是容不得的,何况在“国粹”上搞破坏,那还了得!许多人向我进言,说我受了新潮理论家的蛊惑,不画人见人爱的东西,却执意要搞“另类”,劝我回到传统上来,还说我如果坚持搞传统早就名利双收了。然而,不管别人怎么说,我还是无法改变自己。我整天关在学院宿舍17栋筒子楼里搞“科研”。当时唯一的同道者刘子建,他正赤膊上阵大搞“水墨革命”。见到他那满墙的“苦画”,满地的黑白纸屑,以及他那戴着眼镜露出的满脸苦笑,真可谓“凄美”,不,真近乎“悲壮”。难怪一位日本版画家发出感叹:“先驱者的道路上没有鲜花。”其实艺术追求纯属个人之事,即使吃力不讨好,也自个儿认了。

  现代人在喧嚣、浮躁、名利攀比中不得安宁,必然影响艺术创作。我记得诗人曾卓老师说过一句话:诗人写诗时必须要有一个净化的灵魂。是的,没有“真”、“善”,哪有“美”呢?哪能感动心灵呢?

  面对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,人们常常提及“选择”的正确与失误,以同功利接轨。我却认为,特别是搞艺术的,不存在什么选择的错误,什么样的人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,不同的画家自然会做与之相应的事,不可强求。在这个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  1988年夏,我结识了一位法国艺术家马萨尔,他曾是法国卡斯特尔市文化协会主席,著名立体派雕塑家查德肯的学生。他属于学者型的艺术家,有思想,有独到的见解,并热爱中国文化,崇敬徐渭、八大,爱读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他一直埋头做自己的事,不停地办画展、写书,以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。他说,现代世界文化的悲剧在于它们的差异性越来越小,而仿效、赶时髦却占了主流。至今他已80岁,去年(2006年)我去法国南方看望他时,他略带伤感地说:“我是老了,但我是幸福的,因为艺术陪伴着我的一生。”我与他多次进行交流,有许多一致的看法。

  艺术追求需要执著,但我也有困惑的时候,总想寻找一种可靠的理念支柱支撑自己。创作的动机应该是什么?是金钱、是观念,还是游戏?“我作了一番大概从无先例的最热情、最真诚的探寻之后,决定在我的一生中选择感情这个东西,由于我在各方面遇到了解不透的隐秘和解决不了的异议,我便把感情运用于每一个问题,它似乎是最直接、最可靠的东西”(卢梭《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》)。于是,我打消一切顾虑,直抒情怀画出了我的“心象风景”。“风景”这个词显然比“山水”宽泛得多,而我想表达的东西并不是一般的山山水水所能体现的。“心象”的主观性、“风景”的多义性使我的作品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抽象。而这个抽象的过程,其实就是为思想情感的迹化寻求一种相应的形式载体的过程。当然这个过程充满着甘苦,充满着发现与创造带来的乐趣。

  “心象风景”历时二十年,已成为我与众不同、不可替代的艺术样式和风格。不少人从最早对它反感、不理解到后来渐渐地认可、接纳,说明时代在前进,观众的眼光在发生变化。令我欣慰的是喜欢它的人是着眼于艺术作品本身,真正读懂了它,读者与作者的思绪产生了共鸣。

  画家,没有“退休”这个概念,只是人到六十多岁以后做艺术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和顾虑,心境也归于恬淡、自然,而创作激情仍一如既往。我的老伴黄文舒小我一岁,年轻时和我在同一单位工作,也是画出口国画,她画得一手好工笔花鸟画,师法宋人。俯首伏案画了二十六年工笔后,因患颈椎病提前退休。她扛起了日常家务的担子精心打理生活,抱怨不能画画,可常常在我的画中“挑剌”,提了不少好建议,从而分享参与艺术的快乐。我们做事认真,责任心强,在生活上、艺术上有共同的语言,是一个温暖、和谐的家庭。

  艺术已成为我的生活和生命的重要部分,而艺术探索将朝着我心中向往的“风景”继续跋涉,继续前行…… 2007年9月于华中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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